摘要：习近平主席倡导和中国人民坚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互利共赢、合作发展之路，必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光明大道。在前不久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在刚刚闭幕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及上合、亚信组织会议上，习主席对此都有极为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今日上午，应邀参加了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举办的长三角一体化高峰论坛暨“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并应邀做了《长三角一体化再思考》的演讲。在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十年里（自2001年千岛湖会议为起点），我作为省级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一直有幸参与了这一轮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交流工作。相对于那时的思考，退休以后的学习理解，也就只能是“再思考”了……
——2019年6月19日
刘 亭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无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无论全球如何泛起“逆全球化”的“回头浪”，也无论特朗普如何要咄咄逼人地“美国优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都是无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山先生有云：“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咱们可不要和规律对着干，那不会有好果子吃。但特朗普一定要那么干，除了暴露他的无知和愚蠢之外，自然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习近平主席倡导和中国人民坚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互利共赢、合作发展之路，必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光明大道。在前不久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在刚刚闭幕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及上合、亚信组织会议上，习主席对此都有极为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二) 培育建构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平台，是应对当下“百年大变局”的战略抉择
面对国际经贸关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重整等“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国正全力培育建构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城市+科创+开放”的战略平台，全力加快“全球经济制高点+全球科研金融人才中心+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三者的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本身，也表明三地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合的主战场、主阵地。
(三) 长三角一体化实践定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一体化的示范、标杆
三大平台中，粤港澳虽有毗邻港澳和大陆一省之内决策之便利，得开放风气之先等优势，但相比长三角为我国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叉点，直接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其内外两方面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我认为一点儿也不输于粤港澳。就像当年邓公感叹“浦东开发搞晚了一点”，其实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虽然也稍晚了一点，但我相信，以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领先的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定能后来居上，在实践上成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和标杆。
(四) “打造金南翼”是浙江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担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但对于浙江自身的意义和任务，首要之点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全力推进杭州湾经济区的高质量发展，或者说转型升级多年来浙江讲的三大产业带中的杭州湾产业带建设。但是“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浙江人在自己地盘上的自拉自唱、自娱自乐，而是浙江在接轨上海、携手苏皖的大背景、大格局下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互利共赢、叠加放大。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关键两招
长三角一体化的目的，既是为了本区域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的更好发展。就像过去讲“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一样，今天讲发展，必须是“十四五”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高质量发展。“一体化”的“体”是体制的“体”，因而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既与生产力增进有关，也与生产关系变革有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革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新形势下套用这一句式，还可以改为“全面深化改革到哪里，高质量发展也就会到哪里”。我们不但要关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过程，或者是GDP增长率高低的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我们要关心增长的动力源来自哪里？发动机也即引擎的运行状态怎么样？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这都需要从源头、从根上抓起。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借用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根本性动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去努力：第一个，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要靠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这个东西不旗帜鲜明地坚持住，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内生的动力，就会衰减，弱化，甚至是岌岌可危。去年民营经济遭遇舆论氛围的“乌云压城”，搞得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总书记11.1极其重要的讲话，黄钟大吕唱出来了，定海神针也就树起来了。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总书记在短短五十多天里，就此共有五次喊话，一直到这么高规格的座谈会，才总算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又岂非咄咄怪事，细思不免恐极！改革开放40周年了，最后对民营经济是这么一个态度，我觉得匪夷所思。这叫什么？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自己的初心和来路。中国这40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难道不就是靠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得来的吗！
当然，市场化改革也要注意全面深化，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产品的市场化要进到要素的市场化，初级的市场化要进到成熟的市场化，浅层的市场化要进到深层的市场化，传统的市场化要进到现代的市场化；国内的市场化要和国际的市场化接轨，经济基础的市场化要和上层建筑的“市场（民主）化”呼应。当然，市场化转型更要防止出偏，如吴老先生所言，不能搞成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好比说是坑蒙拐骗的市场经济，利欲熏心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的市场经济，如此等等。但那是完善市场化的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从生产力方面，要靠以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值应用。我为什么要讲“新实体经济”？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语境下，似乎实体经济是好的，虚拟经济这个玩意儿不咋地。结果人为地造成了现实经济生活中，虚实经济的截然对立，对此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说到底，我们只不过是从理论抽象的意义上，需要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做一定的划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我来看，都是中性的词汇，没有什么褒贬贵贱之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泡沫，要不要挤泡沫，核心问题是在这里。
难道实体经济就没有泡沫了？这么大的过剩产能消化不了，你讲这种实体经济有什么用？东西卖不出去，价值也实现不了，这个实体经济不也是“虚”的吗？如果金融真的搞得好，有力地服务了实体经济，你说因为这个金融是虚拟经济，所以不需要重视？那我可不敢苟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龙头”，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要人为地污名化，人为地造成什么对立。既然有如此种种误解，还不太容易说得明白，那我们就把它叫作“新实体经济”好了。实体经济的大旗还要高高举起，但是千万不能再搞传统发展模式下老的实体经济啦！
新实体经济究竟应当怎么理解？我就用十九大的权威表述。十九大报告上面讲，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那么，我再追问一句，融合在一起并且已然“到位”了的经济，那该叫什么经济？那不就是新实体经济嘛！或者叫实行了“换头术”的实体经济。以前发展实体经济，就是靠“人脑+经验”；现在我们则要靠“电脑+算法”，把“脑袋”换一换就行了。和吃喝拉撒睡等人类实体需求相联系的实体经济，谁都离不开，谁也“勾销”不掉，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把它生产和提供出来，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狩猎社会到农耕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都需要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观察。
最后重申一下我的观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从源头、从根上去解决问题。生产关系方面，就是靠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生产力方面，就是靠以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应用或增值应用。
（本文系作者于2019年6月19日在长三角一体化高峰论坛暨“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演讲词）
